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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shuraSJ
发布时间:2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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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r makes you feel the way you ought to feel without beer.——Henry Lawson
啤酒让你感受到没有啤酒时应有的感觉。
——亨利·劳森
·狮鹫:多重内涵的古老血脉
在空弦初始立绘中的复合弓、乃至精二立绘中,都可以明显看到狮鹫(Griffin)的形象。作为各种魔幻题材文艺作品的常客,这种鹰头狮身、前足鹰爪、后腿狮足的幻想生物想必广大读者并不陌生。事实上,狮鹫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幻想生物之一,其本身的形象特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受到文化传播影响,狮鹫在不同地区的形象并非完全一致。但总体来说,在大部分时期,狮鹫都具备三个共同的特质,即“勇猛”、“权力”和“守护”。
一般认为,狮鹫的原始形象诞生于西亚地区,且在至少不晚于古埃及早王朝时期(前3100-前2686)传入埃及。在伊朗苏萨(Susa,该地曾出土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古代遗址中,就曾发现过一枚带有鸟头狮身兽图案的圆筒印章;1898年发掘出的“双犬调色盘”(The Two Dog Palette)上,也雕刻有一种背生梳状翅膀、长有鸟喙的四足兽形象——这是目前有关狮鹫的最早实物形象记载;
双犬调色盘,1898年发掘于上埃及重要城邦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位于今天的埃及阿斯旺省)遗址,现藏于英国阿什莫尔艺术和考古博物馆。研究者认为这块调色板出自埃及第一位法老美尼斯(Menes)统治时期,是王权与神权逐渐扩大并定型时期的产物。调色盘上端为两只相对的狗(一说为猎豹或其他生物),两面刻有各种动物;其中,在调色板背面,就出现了一只狮鹫状生物(图二红框处)
随后,狮鹫形象在青铜时代中期、也就是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传播到黎凡特(Levant,大致包括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西岸、阿拉伯沙漠以北以及上美索不达米亚以东的区域)和小亚细亚等地,并在随后被引入克里特岛早期的米诺斯文明艺术体系——但到目前为止,狮鹫这一幻想生物并没有统一的形象,如果将不同文明间的狮鹫形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甚至很难相信它们是同源的存在;另一方面,文字记载的空白也让人们缺乏对这一时期狮鹫造型、习性等内容的精确认知。
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Palace of Knossos)王座之室( "Throne Room")里的狮鹫壁画。这幅壁画里的狮鹫造型优美,头部神似孔雀,但并没有翅膀。克诺索斯宫最早建立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由于米诺斯人有在旧建筑基础上修复营建新宫殿的习惯,因此单独判断某些房间的确切历史存在一定难度,一般认为王座之室的壁画可能绘制于公元前15世纪
这种情况在约公元前7-5世纪时得到了改变。随着希腊世界的繁荣发展,人员的迁徙流动让希腊文化得以海纳百川,希腊世界的人们开始记录各地旅行者的见闻;其中,与希腊构建起较为密切联系、同时也是狮鹫形象发源地的波斯,就成为了希腊人对狮鹫认知的主要来源。现在人们熟知的狮鹫“格里芬”(Griffin),最早就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ΗΡΟΔΟΤΟΣ/Herodotus,前480-前425)的记载;它的词源可能是希腊语γρυπός,意为“弯曲钩状的”或“有巨大鸟喙的”。根据希罗多德在他那本名震天下的《历史》中反复提及的说法,在斯泰基人(约前8-前3世纪生活在南俄草原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所居草原的北方,生活着独眼人(Arimaspoi,现代英语称Arimaspians)的部落,这些善于牧马的独眼人为争夺黄金而与狮鹫(Grypes)为敌;狮鹫是一种像狮子、却长有鹰喙和翅膀的猛兽。它们像鹰一样筑巢产卵,看守着埋藏于地下的黄金翡翠等贵重宝物,一旦有人来抢夺宝藏,它们就会用锋利的喙和爪子将贼人撕成碎片。
波斯波利斯(تخت جمشید /Persepolis)宫殿群遗址的双头狮鹫石柱。波斯波利斯位于今天伊朗的扎格罗斯山区,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个首都,最早建造于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在位)统治时期,据传于前330年毁于亚历山大大帝之手。阿契美尼德王朝广泛使用狮鹫图案作为装饰,但由于缺乏文献记录,这些狮鹫到底象征何种含义,至今仍无定论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个称号不只是因为他写就一部9卷本的《历史》,更因为他是希腊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的作者、以及古代欧洲第一位系统性记录历史事件的学者
一件4世纪的红绘式圣餐杯,画有骑马独眼人与狮鹫搏斗的图案,现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图片来源:www.theoi.com
这个故事多少带点旅行者百无聊赖瞎编胡说的色彩,但鉴于希罗多德的伟大地位,后世许多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学者,包括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全能作家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约23-79,即老普林尼),都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希罗多德记叙的这则荒诞小故事;就是在这个传说故事中,狮鹫被赋予了“守护财宝”的职能,基本可以看作是在巨龙传说形成之前行使其职能的看守者。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是罗马帝国时期著名学者,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后,老普林尼为了解火山喷发情况和救助灾民而驾船前往庞贝,最后死于火山爆发的毒气。他的逝去被视为罗马高尚道德的最佳注脚。老普林尼在遗嘱中将外甥收为养子,后者即著名的小普林尼;小普林尼将叔父的毕生著作整理出来,但这7部著作中只有一部37卷的《自然史》流传至今
这里顺带插一句:狮鹫对于入侵者和窃贼——也就是那些独眼人毫不留情;而由于独眼人善于牧马,经常骑着马前来盗宝,导致狮鹫和马也十分不对付。每当这群套马的独眼汉子骑着马准备梭哈的时候,狮鹫就会杀死他们的马并饱餐一顿——这也是另一条设定“狮鹫以马为食”的由来;但不知是“饱暖思淫欲”,还是仅仅因为阴差阳错间的美丽错误,狮鹫偶尔也会与母马诞下后代。这种跨越物种的爱情结晶继承了狮鹫的鸟脑壳和马的后半身,还有着鸟的前爪,行动如风,是“不应存在于此世”的生物——没错,这种生物就是骏鹰(Hippogriff /Hippogryph),也就是赫拉格的原型生物。不过“狮鹫与母马诞下骏鹰”这个设定要远晚于希罗多德和老普林尼的时代,要到16世纪意大利诗人路德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的骑士史诗《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也译“疯狂的奥兰多”)中才出现,此处就不详细展开。
与希罗多德大致同时代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约前5世纪,生卒年不详),同样在其著作中提到了狮鹫这一生物。克特西亚斯出生于希腊城邦尼多斯(Cnidus),是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Ἀρταξέρξης /Artaxerxes II,?-前359)的医生。不同于站在希腊城邦立场的希罗多德,服务于波斯的克特西亚斯在著书立言时主要以波斯王室藏书典籍为资料;另一方面,波斯在地缘位置上更偏向东方,在消息接收上比二道消息贩子遍布的希腊更占优势——这就导致克特西亚斯笔下的狮鹫和希罗多德的记载存在较大出入。在克特西亚斯的记述中,狮鹫不是生活在南俄草原,而是盘踞于印度的高大山峰;它们的体型也比希罗多德笔下来得更小,只有狼那么大,是一种长着狮子足、遍体黑羽、胸部赤红的四足鸟,而非希罗多德所言的猛兽——到这时,除体型上仍存在一定差异,狮鹫的形象和设定已经基本确立了;后世的记载大多是在克特西亚斯的基础上加以小修小补和润色(比如前后脚这种细节),再也没有推倒重来的阔笔大改。
随着时间演进,狮鹫形象在得到普及传播的同时,其具体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对墓葬和建筑遗址的发掘研究,通常认为在古典时代以前,西亚、北非等地将狮鹫视为一种凶猛的守护兽,这种生物同时兼备狮子和鹰的特征,因此也同时具备这两种生物所代表的美德。在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前2040-前1786),狮鹫(这时候还叫Gryphon)形象开始出现在墓葬的壁画中,出现了代表鹰头狮的象形文字;这种生物能轻易将人撕成碎片,被视为力量和战争的象征;到了新王国时期(前1553-前1085),鹰头狮与舍德神(Shed,新王国时期受崇拜的一位源自闪米特人信仰的神,后来与荷鲁斯融合)产生联系,前者负责牵引后者的战车,帮助这位神明用弓箭猎杀沙漠中那些会对人带来威胁的动物;而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狮鹫进一步引申出“正义”和“报应”的内涵。考虑到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化程度,这或许是埃及本土信仰与希腊文化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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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德神。舍德神在第18王朝时期开始被人们所崇拜,他被刻画为一位年轻的王子,手持弓箭和猎物,站在两条鳄鱼之上;他常驾着狮鹫或马牵引的战车在空中掠过,用弓矢射杀沙漠中的危险存在。这位保护神被认为是荷鲁斯幼年形象的替代者,公元前6世纪左右与荷鲁斯神融合为一体,从那时起基本不再有单独对舍德神祭祀的碑文
古典时代结束后,狮鹫形象在基督教的封建欧洲得以延续,这一生物的古老内涵也得到了部分继承。但总体来说,中世纪时期的狮鹫形象是混乱的。这一时期不乏将狮鹫视为邪恶的负面评价,如但丁就曾在《神曲》中以狮鹫暗讽傲慢而占有世俗大权的教皇;但也有许多人像“古代世界最后的学者”塞维利亚的伊西多(Isidore of Seville /Isidorus Hispalensis,560-636)在其著作《词源》(Etymologies)中所说的那样,“基督乃雄狮,因他是王且有大能;他也是雄鹰,因他复活后飞升至天堂”(Christ is a lion because he reigns and has great strength; and an eagle because, after the Resurrection, he ascended to heaven),认为基督具有鹰与狮的双重美德、而同样如此的狮鹫因此也是基督的象征和守护者。同样是在这一时期的传说中,狮鹫被描绘为终生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的忠贞之兽,一旦一方死去,另一方就会孤独终老、不再续弦,因此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会也将狮鹫作为反对再婚的标杆;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伊西多是中世纪早期西班牙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和百科全书式学者,公元600年前后接替兄长成为塞维利亚主教,为复兴西班牙、乃至整个西欧地区的文教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世追封为圣徒。其在教育领域的代表作《词源》集各种拉丁文献之长,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
相较之下,狮鹫在纹章学中的含义就要单纯得多。融合了雄鹰与雄狮的特征,狮鹫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勇气、洞察、智慧、敏捷与胆识的象征。贵族和骑士们将站立的狮鹫放在旗帜、罩袍和徽章上,以彰显自己永不畏惧、是敢于面对一切险境的勇士。不过,虽然表达的含义大多大同小异,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狮鹫纹章图案还是存在细微差别。有无翅膀、翅膀张开与否、嘴中是否喷出火焰,不同区域都有自己的规则。在德国、波兰一带的西里西亚(Silesia),流传有一种下半身为鱼尾的海狮鹫(sea-griffin,也称“海洋鹰头狮”/gryphon-marine);英国传说中,则有一种四肢全部为狮腿、长着骆驼短尾巴的狮鹫“Opinicus”,比起那些凶残的食肉亲戚,这种狮鹫生性比较害羞,是老实朴素的素食主义者,大多于晚上降临街头巷尾去吃各种蔬果,在英国多为曾经的外科理发师(Barber Surgeons,以前的理发师大多具有一定外科手术能力,可以理解为我国以前的剃头匠或赤脚医生)作为纹章使用;
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或许就是《哈利·波特》系列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中的格兰芬多学院(Gryffindor),该学院的名字在法语中的含义就是“金色的格里芬”(gryffin d‘or);不过很可惜,格兰芬多的院徽并不是狮鹫、而是货真价实的狮子。
1953年为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即位而打造的“女王之兽”(The Queen's Beasts)。“女王之兽”是带有英国王室正统传承意义的十尊纹章兽,其中一尊便是爱德华三世的狮鹫(The Griffin of Edward III)。爱德华三世是百年战争的发起者,是英国历史上一位无法忽视的国王;他对狮鹫有超出常人的热爱,曾将狮鹫印在自己的私人印章上
海狮鹫
Opinicus,小尾巴还挺萌
即使在现在,狮鹫形象在西方世界许多地方都仍能见到。随着曾经作为贵族专属纹章的性质逐渐消退,作为尚武和征服崇拜的狮鹫如今逐渐转变为“智慧”和“勇气”的化身,在欧美许多高校都作为校徽或吉祥物被使用;无论是最初的尚武、权力,还是如今常见的智慧、胆识,狮鹫的形象总体来说都是正面的。这种正面意向的道德品质,正是空弦作为兰登修道院卫队一员不可或缺的素质,某种程度上也是铭刻在古老血脉中与生俱来天性的显现。
·弓弦:现代层面的多样选择
弦有三种选择,而敌人有三种苦难。(作战中4)这句话站在基督徒的角度,将弓弦与人的苦难相提并论。虽然《圣经》并未明确提出人的苦难有多少种,但后世基督教研究者在阐述时通常认为,基督教徒在生命中会经历无辜性的一般苦难(innocent suffering)、应受罪行的苦难(deserved suffering)和出于义行不得不遭受的苦难(righteous suffering)。第一种苦难是教徒与非教徒都会遭受的痛苦,包括但不限于疾病、贫穷、天灾等;第二种则是犯罪必须承受的惩罚所带来的痛苦;第三种则是在履行主的教诲、行正义之事而不得不遭受的凡俗的苦难。因此,“敌人有三种苦难”并不难理解,意思是空弦使用三种不同的弦射出箭矢,一种如同敌人活在世上必定遭受的痛苦,一种是对敌人犯下罪行的惩罚、是施加给罪人的客观“审判”的痛苦,最后一种则是射击者为践行主的意志、以主的名义履行正义而主观施加给敌人的苦难;而“弦有三种选择”,这句话存在斟酌的余地。如果“三种选择”是站在弦的材料角度来说,似乎也挑不出太多毛病,因为现实中常用的现代弦材虽然数量众多,但大致可分为三类;如果是站在弓弦制作方法来说,则需要考虑到弦与弓相搭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一点,空弦语音中提到的“弦有三种选择”,并不是指她的弓上有三根弓弦——包括“三根弓弦”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准确的。从立绘中可以得知,空弦使用的武器是一把复合弓;将各种精细的配件和外部挡板刨去后,能够发现这把复合弓上下两滑轮大致相同,属于双偏轮结构(也有双凸轮、双高速轮的说法);
双偏轮结构复合弓确实是由三根弦组成的,但这三根弦中,只有一根会为箭矢提供动力,就是最靠外侧的那一根,叫做“主弦”;剩下两根不提供动力,而是起确定拉距大小和限位刹车的作用,通常称之为“副弦”或“缆”。双偏轮结构的复合弓因为上下轮都完全转动,因此需要以两根副弦加以控制——也就是说,对于双偏轮结构的复合弓而言,根本不存在“选择”三根弦来使用的说法,这三根弦都不可或缺。而在复合弓中,还有一类单偏轮结构,特征是上下轮不一致,上轮为稳定的控制轮,只由弓下方的控制轮为箭矢提供能量。这种类型的复合弓因为只有一个滑轮运动,因此只需要一根Y形状的副弦;此外,由单偏轮结构改进而来的混合偏轮结构复合弓,也是只需要一根主弦和一根Y形副弦。
一把单偏轮结构的复合弓。红框处可以明显看出,这根副弦分出两根分支,分别固定在滑轮两面
换言之,空弦的这句作战语音并不是针对其复合弓结构中的弓弦来说的,她持握的双偏轮结构复合弓“必须”要安装一根主弦和两根副弦,而不能“选择”哪根安、哪根不安;接着,从弦材选择角度来讨论一下这句语音中的“三种选择”。在国内射箭爱好者群体中,有按照所用材料将弓弦分为达克隆弦、凯布拉弦和飞速弦的惯例说法;包括在中文网络上进行搜索,大多也只会出现这个结果。但如果稍微琢磨一下就容易得知,所谓“达克隆”、“凯布拉”,其实是“Dacron”和“Kevlar”的音译,也就是指涤纶和凯夫拉芳纶这两种纺织纤维材料;而“飞速弦”,则是指名为“Fastflight”的材料制成的弓弦。事实上,可用于弓弦的材料远远不止这三种,甚至就连飞速弦本身也存在“超级飞速弦”这种衍生材质(FastFlight 2000)的弓弦;这种说法,只能算作是对弦材分类的一种习惯说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代常用的弓弦,虽然按材料细分可分为达克隆、凯布拉(凯夫拉)、飞速弦(Fastflight弦,射速快、强度高,但对弓身损坏较大,且需要在打蜡除蜡上多花精力)、超级飞速弦(Fastflight 2000,可被视为飞速弦升级版,各项性能均保持较高水准)、BCY(Dynaflight弦料制成的弦,适用于特定场合的多边形战士)、天使弦(日本产Angel ASB Dyneema弦料制成的弦的统称,多边形战士,缺点是贵)等种类,但按照弦材分类则可大致分为三大类:涤纶、液晶聚合物和超高强聚乙烯纤维。涤纶弦就是俗称的达克隆弦,特点是耐用、不耐摩擦、易于维护、对弓损坏较小但射速较慢,适合初学者使用;液晶聚合物材质包括凯夫拉等聚合物材料,其密度和材料直径优于涤纶,制成的弦射速快、命中率较高,但延展性相对没有涤纶那么好,且使用寿命有限,存在突然断裂的风险;超高强聚乙烯纤维则是从上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弦材,飞速弦、BCY、天使弦等均属于这一类,其性能各有特点,但价格都要比前两类要高。
而如果以弓弦编织方式来划分,也有三种基本分类,分别是单弦(Simple strings)、反扭弦(Reverse-twisted strings)和环状弦(Looped strings )。单弦是最传统、最古老的编织方式,用纤维材料扭合拧成一股之后,在弓片两端拉紧后以环或结形式固定即可。这种弦制作起来相对方便快捷,但也更容易散开;反扭弦则以多根纤维朝不同方向扭转,之后将所有纤维往同一个方向扭合(类似麻绳编织),通过各根纤维之间的摩擦力加以固定,使得弦没有单弦编法那样容易散。这种编织法中,如果编弦两边弦口时编成能直接套在弓片上的辫状弦耳,则这种弦通常被称为“弗拉芒弦”(Flemish string);
反扭弦示意图
弗拉芒弦。从这张放大图可以看出,这种弦是通过两种不同颜色的纤维束扭合在一起,并在两端单独分扭出一个挂耳,是一种样式相当传统的编弦方式。弗拉芒也称“佛兰德”,是比利时北部一个大区的名字;它同时也是个文化概念,泛指西欧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的古尼德兰南部地区
弗拉芒弦。从这张放大图可以看出,这种弦是通过两种不同颜色的纤维束扭合在一起,并在两端单独分扭出一个挂耳,是一种样式相当传统的编弦方式。弗拉芒也称“佛兰德”,是比利时北部一个大区的名字;它同时也是个文化概念,泛指西欧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的古尼德兰南部地区
环状弦则通常先将纤维呈环状拉紧,再将环状纤维束的两边扭合,利用额外的护弦绳将纤维束包裹缠绕并形成环状弦口。这种编制方法在精准度上更占优势,因此多为追求准度的射手所采用。
以上就是现实中常见的弓弦制作方法。从数目上来看,确实与空弦所说的台词相契合;但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弦使用的弓是否能够使用三种不同的弦”。上文提到的三种弦中,单弦适合于样式最传统的长弓,却不太适合现代结构的弓;反扭弦和环状弦则更偏多面手,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结构的弓。但从立绘中可以明显看出,空弦使用的是一把带有滑轮辅助结构的现代式复合弓,复合弓本身的结构要比传统长弓和反曲弓更加复杂,虽然能同时安装多根弓弦,但其主要采用结构稳定、直径更细的环状弦,反扭弦则因直径较粗等问题而很少被用于复合弓上。如果站在严谨的现实角度,那么空弦的复合弓其实只能使用一种弦;考虑到她的身份、以及兰登修道院的悠久历史,这里不妨将之视为一种对历史传统的继承:所谓“三种选择”,可能是从修道院历史上相对遥远的反曲弓或长弓时代传承下来的弓弦制作方法;“弦有三种选择,而敌人有三种苦难”则是兰登修道院自古流传的某种祷词或宣言。最后提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以弓矢为武器的席德佳修女将“空弦”作为自己的干员代号。现实中,无论是长弓、反曲弓还是复合弓,不使用箭矢而空拉弦撒放的操作(一般叫“空放”或“放空弦”)是极度缺乏人身安全和器械保护意识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一方面会导致弓弦的回弹力直接作用于弓片,为弓片带来不必要的压力,甚至造成弓片断裂;另一方面,一些磅数较高的弓在放空弦击碎弓片后,弓弦的弹力并未完全消散,有可能继续切割到持弓者的手腕,弓片及配件的碎片也有可能四处飞溅,划伤使用者及周边的人。因此,对于弓箭使用者来说,放空弦是务必要杜绝的危险操作;席德佳修女以“空弦”为代号,是否也含有对自己手握弓箭、每一次射击都要慎之又慎的警醒和告诫呢?
·圣徒:百艺加身与灵幻异象
来自兰登修道院的修士席德佳,代号,空弦。出于某些商业合作目的暂留罗德岛,并积极提出各项合作条款,敦促双方展开友好商业来往。同时在各项行动中均展现出极优秀的作战技巧,经本人要求,现作为罗德岛狙击干员活跃于各项任务中。(客观履历) 干员空弦的本名——席德佳,来自一位历史人物:宾根的席德佳(Hildegarde von Bingen/ 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这位本笃派女圣徒的名字在天主教中被译为“圣贺德佳”,圣公会(即安立甘宗/ Anglicanism,英国国教)译为“圣希尔德格”,中文网站则大多通俗译为“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德语中的“von”其实是介词,通常有“从某处而来”、“从某地离开”的意思;“宾根”全称为“莱茵河畔宾根”(Bingen am Rhein,区别于巴登-符腾堡州同名城市),是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下属美因茨-宾根县濒临莱茵河段的一个小城镇。“von”与地名连用时,有“自某地而来(不一定出生于该地)”的意思,因此圣席德佳名字的直译应是“来自宾根的席德佳”;区别于干员空弦的本名,下文将以“圣席德佳”代指这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虽然被冠以“宾根的”这一前缀,但正如其德语名中的“von”所表示的那样,圣席德佳并非出生于宾根,而是诞生于宾根东南方的丘前贝默斯海姆(Bermersheim vor der Höhe)。圣席德佳出身于斯庞海姆(Sponheim)伯爵家族之下的一个下层贵族家庭,一般被认为是家中的第十个孩子;这个身体羸弱的孩子从小就和常人不太一样,总是被疾病所缠绕,还经常能看到奇怪的幻象。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方面的考量,圣席德佳的父母在她大约8岁时将她带往迪斯博登堡教会(Disibodenberg,遗址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将8岁的圣席德佳全权交由教会监护。在那里,圣席德佳成为斯庞海姆的朱塔(Countess Jutta von Sponheim,1091-1136,即朱塔·冯·斯庞海姆,斯庞海姆伯爵斯蒂芬二世/ Count Stephan II of Sponheim的小女儿)的学生,后者和一位名为伏尔玛(Volmar,?-1173)的僧侣教她读写、背记、演奏十弦琴和日常劳动,成为圣席德佳最早的两位老师。
在两位老师身边接受基础教育时,圣席德佳仍未摆脱幻象的纠缠。她将自己身上的反常现象告诉了朱塔和伏尔玛;伏尔玛则引导她正视自己的幻象,尝试记录下这些凡人无法看到的画面。1136年,朱塔去世,圣席德佳被选为朱塔的继承人,带着迪斯博登堡教会的修女和部分修士来到了鲁珀茨堡(Rupertsberg),在那里重新建立一座新的修道院。经过14年的不懈努力,1150年,圣席德佳带领她的信徒们建成圣鲁珀茨堡修道院(St. Rupertsberg monastery),又她最信任的导师和朋友伏尔玛担任院长;15年后的1165年,圣席德佳又在宾根(当时还未发展为城镇,仅仅是一个叫做“艾宾根”/ Eibingen的聚落)建立起第二座修道院。
在1141年的时候,圣席德佳对自己的幻视极度焦虑,以至于患病倒下;但在卧病期间,圣席德佳幻视到了上帝本人,后者使她顿悟各种经文的真意,并令她记录下那些虚无缥缈的灵视。之后,圣席德佳在伏尔玛等人的帮助下,将自己能看到幻象的消息上报给教皇尤金三世(Pope Eugene III,1145-1153)。后者在1147-1148年的教廷会议上认证其为神选者,并专门前去探访圣席德佳,允许其将灵视作为神启记录下来。于是圣席德佳在伏尔玛(后者终生担任了圣席德佳的书记)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将自己的灵视全部记录下来,集合为《领悟上帝之道》(Scivias /Know the Ways of the Lord)这一著作,于1153年出版,名噪一时。之后,她又将这部书改编为宗教剧《美德之律》(Ordo Virtutum),并创作了大量宗教音乐、宗教剧、医学著作,记录了大量来往信件、布道记录,并完成了另外两部重要的神学著作:《生之功过书》(Liber Vitae Meritorum /Book of Life's Merits)和《神圣伟业》(Liber Divinorum Operum /Book of Divine Works)。
《领悟上帝之道》的插画,反映了圣席德佳向伏尔玛描述灵视场景并由后者加以记录的画面
就这样,圣席德佳在余下的人生里,一直致力于传播主的旨意、研究草药学和医学、创作宗教音乐和戏剧。尽管她的女修道院领导者身份一直没有被该教区正式承认,但周边地区、乃至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信徒和崇拜者在与她通信时,都恭敬地称圣席德佳为“院长”。1179年9月17日,圣席德佳以81岁高龄去世。根据她修道院里的修女姐妹们的说法,这位博学的和蔼老修女弥留之际,天空中出现了两束圣光,直直地穿过老修女的房间——在信教者看来,这是圣徒离开人世的标志。在那之后,圣席德佳被尊为“莱茵河的女圣徒”(the Sibyl of the Rhine)加以崇拜;2012年,圣席德佳被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1927-)追授为“教会圣师”(Doctor Ecclesiae /Doctor of the Church),以表彰其在神学和教义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卓越贡献。
圣席德佳是欧洲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物,她的三部神学著作、400多封通信、数不胜数的布道记录,被后世研究者视为研究基督教和神秘主义哲学发展情况的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她的成就并未止步于教义方面,而是体现在更加实用、更加影响深远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文化领域:圣席德佳是12世纪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和剧作家,一生创作了77首宗教歌曲,其宗教清唱剧《美德之律》被视为歌剧的鼻祖,各种神学作品、传记、评论、注释让她在文学史上能与但丁比肩;她还潜心研究医学,写出《自然史》(Physica)、《病因与疗法》(Causae et Curae)两部科学和医学著作,后合称为《自然奇妙百用之书》(Liber subtilatum)。在这两部著作中,圣席德佳以四体液质为基础,记录了各种植物、动物、矿石的药用价值和药方,被认为是最早运用芳香疗法的草药师之一;她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被称为“秘名语”(Lingua Ignota)的由23个字母构成的语言,在修女间作为字谜和秘密交流方式使用。另一方面,在她那些记录灵视内容的神学著作中,圣席德佳将万物视为上帝的旨意、而人则是上帝一切造物的最顶峰,同时也是映射出世界本质与一切善恶的镜子,这种具有跨时代性的人文主义和她对自然科学的贡献,让后世的人们将之视为“德国科学自然史的奠基人”。
在介绍完圣席德佳的生平经历后,我们再来扩展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对欧洲封建时期的社会文化进行简要的概括;这一部分内容也是对下一条目的铺垫。在(我国的)大众认知(指接受过高中以上基本历史教育)中,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顽固反动势力。以前的教材通常会介绍,基督教会通过构建信仰体系而取得了巨大的世俗权力,俨然成为欧洲最大的封建主,并采取思想专制措施,造成了思想僵化的“黑暗时代”——这个说法既对,又不对。这一看法主要站在革命史观和唯物史观的角度,先入为主地将欧洲基督教会视为统治阶级和应当推翻的对象,算是一种“从下往上”、“从后往前”的概括性审视,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客观来说,欧洲封建时期的教会并不是一个扁平化的“标靶”,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措施是多样化的,不能认为它非善既恶、非黑即白,对其一概而论(这也是当下历史教材对涉及欧洲中世纪史部分的语言表达逐渐中立化的原因)。这里以思想文化层面为例,简单介绍一下西欧封建教会的立场和措施。
通俗说法认为,西欧封建教会采取思想专制措施,限制异端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个说法没错,但需要加上一个时间上的前提——“13世纪以前”。一方面,当时的教会对科学文化其实并不排斥,教会关心的重点其实不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做”,而是“这个东西由谁来做”。教会内部会专门组织神职人员研究文学、音乐、哲学、医学等方面,同时为了维持运营还会组织生产耕种,以求自给自足之余换取资金,所谓“思想专制”只是针对非统治阶级的平民、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说法;另一方面,中世纪欧洲的科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会内部主流思想的左右。当教会内部趋向开明时,教俗两界就对科学文化放得很开;而一旦教会世俗化程度加深,对世俗权力的追逐就会导致专制主义的泛滥,从而使得教会内外都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
西欧封建教会在组织结构上延续古罗马基督教会的教阶制,以大主教、主教为高级管理者管辖大主教区和主教区。教区内信徒在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由教区神父统一加以引导和管理;在各级教区之外,还有一种由隐居修行的修士自发组织而成的修院;这些修士大多不是清修的真隐士,而是寻求“终南捷径”的狂信者。6世纪以前,聚集了大量狂热修士的修院积极干预教区事务和政治,成为当时的重要势力;这一现象直到529年圣本尼迪克特(Benedict of Nursia,约480-550,也译“圣本笃”)制订《修士守则》、发起修院改革才有所缓解。圣本尼迪克特主张修院内的修士恪守戒律,放弃尘世的财产,但同时又没有死板地规定必须像苦行僧一般修行,只是提出修士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修院的神圣性与组织纪律性。他的主张逐渐传播开来,逐渐成为欧洲各地修院通行的准则,这些遵受《修士守则》的教徒也被叫做“本笃派”,其教会被称为“本笃会”——在接下来的近600年内,本笃派作为基督教内部的脱俗派,与世俗倾向极大的教会形成鲜明对比,在欧洲各地具有广泛影响力。
另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0世纪初。910年,法国克吕尼修道院发起了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即宗教史上著名的“克吕尼改革”(Cluniac Reforms)。改革派们主张教会的自主权力需得到保证,不过多直接干预世俗事务,转而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修士的文化水平和宗教神学素养、以便更好地为世俗统治者提供支持。响应克吕尼改革的修道院如雨后春笋,很快在西欧形成燎原之势,形成名为“克吕尼派”的教派。本笃派和克吕尼派都强调修行的重要性,要求信徒不断提升自我文化水平,因此在这两派盛行的时期,各种修院虔诚修行、学习文化的作风反推教会,使得教廷直辖的教会也开始重视教会信仰的纯洁性。11世纪中叶的格里高利改革(Gregorian Reform)进一步强调罗马教廷的独立性,重申教士必须遵守的教会纪律。禁止教士以任何方式从世俗界获取教会职务。在世俗化趋势得到抑制的时期,教会本身的纯洁性得到了保证,虽然这一趋势后续发展为禁欲主义,但怎么说也比后来世俗化整出的各种骚操作来得好一些。
13世纪以前是本笃派和克吕尼派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欧经济繁荣,局势相对稳定,基督教会的整体追求更多体现在树立封建宗教文化的统治地位之上;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改造被战乱破坏殆尽的古典文化体系,将其改造为传教治国的工具。于是这一时期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神学和为其提供佐证的经院哲学,其次是与统治和商业密切相关的法学,再之后是拉丁语、阿拉伯语、以及各种实用类学科——虽然这一切大多都是由教会主导的;在宗教界之外,世俗界的统治者也采取了鼓励文化发展的措施,各国开始零星出现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学校,也就是现代意义上大学的雏形。
反映中世纪大学的插画。英语中表示“大学”的单词“University”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意为“总和”、“联合”,最初指有权决定学校事务的学生、教师或师生组织。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出现了世界范围公认拥有完整大学体系并发展至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随后,法国、英国等地也出现了中世纪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学术研究风气逐渐兴起
总体来说,尽管文化发展或多或少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13世纪以前的西欧在文化上并不死板,甚至可以说在中古早期动乱结束后得到了难得的平稳发展;基督教内部诸如圣席德佳这样的开明派和清修主义者推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只要提出的思想观点不悖逆教会基本主张,那就没什么人会来找麻烦——换一个角度来说,在基督教会的绝对思想统治地位被动摇之前,欧洲的科学与神学是并蒂双生的。这其中固然有政治角度的因素,但归根结底应该被视为社会生产力局限下的一种特殊现象。
·啤酒:以酒代餐与享誉世界
(注:过度饮酒有害健康。历史上自酿啤酒的修士均为成年人,且多出于时代和宗教习俗限制才饮用酒精饮料,未满18岁请勿模仿)
至于兰登修道院到底是不是因为怠惰和懒散而沦落至今——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哪怕财政问题频出的现在,他们依旧保持着极高的单兵素质。
当然,还有空弦小姐反复津津乐道的,兰登修道院独家秘方制成的瘤奶面包。兴许是土壤与饲料的缘故,兰登修道院饲养的瘤兽有着与别处截然不同的宽大体型,其乳汁也不像乌萨斯产的那般油腻齁口。将这种瘤奶制成奶酪,融化后淋在面包上,造就了口感绝妙无比的修道院特制瘤奶面包。
除此之外,修道院内还有着自酿啤酒的习惯。这种麦芽浓度极高的啤酒富有独特的香气,曾一度受到有幸品尝其滋味的贵族们欢迎。早期的兰登主教并不愿意将修道院啤酒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流水线化生产,仅仅在小部分贵族与宗教人士之间口头推广,不过随着兰登修道院经济寒冬的到来,兰登修道院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声音。不过年轻的主教曾表态:“讲真的,无论是否要将传统变为商品,我都无所谓的。毕竟唯有贩卖信仰这件事,才是应当被坚决抵制的。”
虽然对一个修道院同时满足了雇佣兵组织、牧场、酿酒厂等过多要素这件事感到困惑,不过看空弦小姐推销那些产品时骄傲的神色,想必拉特兰还是一个好地方吧。(档案资料三)
博士对啤酒或者面包有兴趣吗?我可是兰登修道院第三百七十七届发酵物大赛第一名!不用?唉,好吧......真想把松软的面包和芳香的啤酒推广到全泰拉啊,收入就能......!(交谈2)
空弦的档案和语音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了“啤酒”、“面包”、“发酵物”等字眼。这一内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要素;对中世纪怀有刻板印象的现代人可能很难相信,当时的部分神职人员喝酒如吃饭喝水般正常。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生产力和卫生医疗水平的限制是很重要的因素,其实与之前提到的基督教会内部清修主义的盛行也有一定关系。“酒”,或者说,发酵物,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人类驯化动植物、加以保存的摸索过程中,储藏条件的不稳定难免会让部分食物出现发酵现象;而最早被人们广泛饮用的酒,大多指由大麦等谷物酿造的啤酒。伊朗曾出土过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谷物发酵残余物,中国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约7000年)的谷物发酵残余和酿酒器具。考虑到发酵是早期人类在谷物储藏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断言哪里才是啤酒的“正牌”发源地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从受众分布来看,两河流域和北非无疑是最早大范围饮用啤酒的区域。
2005年,美国精酿品牌角鲨头(Dogfish head,国内俗称“角头鲨”或“狗头鲨”)试图还原中国贾湖遗址的啤酒配方,推出了一款名为“贾湖城”(Jiahu Chateau)的精酿啤酒。味道其实还行,属于纪念意义大于饮用价值的类型
两河流域是啤酒最早的市场。约6000年前的楔形文字石板上,就画有苏美尔人坐在一起用芦苇杆饮用大罐内啤酒的图案——在过滤工艺没有被发明之前,这种饮用方式能防止喝到苦味的滤渣;约前2700年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也提到只会吃草的野人恩奇都(Enkidu)被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派来的美女教会食用面包和啤酒,在喝了七大杯啤酒后甘心服从于吉尔伽美什的情节(顺便贡献了史上最早的醉酒文字记录)。在苏美尔人的时代,酿酒师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且大多由女性担任,这些酿酒师被视为啤酒女神宁卡西(Ninkasi)的信徒;将啤酒置于信仰体系中加以膜拜,也可以看出苏美尔人对这种传统饮品的热爱。这种古老的啤酒甚至在前5世纪都还能在小亚细亚地区见到,苏格拉底的弟子、在小亚细亚担任过将军职务的色诺芬(Ξενοφών /Xenophon,约前440-前355)就在他的《远征记》(Anabasis)中详细描述了这种风味饮料的饮用方法;
画有饮用啤酒场面的陶泥板。苏美尔人制作啤酒是先将谷物做成面包,再加入蜂蜜、香料和水进行进一步发酵。这种发酵产物含有大量的苦味固体残余,整体观感类似于粥,因此苏美尔人用芦苇或稻草杆插进装酒的容器吮吸啤酒液——这应该算是最早的吸管
色诺芬。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前401年前往小亚细亚加入当地的希腊雇佣兵团帮助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夺权,小居鲁士和兵团的首领死后,色诺芬被推举为领袖,于前400年回到希腊,后因与斯巴达亲近而被判处流放。色诺芬在《远征记》中详细记叙了他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见闻,他因此被称为“史上第一个新闻记者”
之后,埃及人也学会了酿造或饮用啤酒。考虑到古埃及并不是大麦的重要原生产区,他们的酿酒技艺可能是闪米特人(ساميون /Semitic,亚述、希伯来、巴比伦等民族的统称)从两河-西亚地区学来的。古埃及人不止有一种酒类饮料,他们还有从西亚腹地传来的葡萄酒;但由于葡萄的产量比谷物低,因此葡萄酒被视为上流饮料,是祭司、王室和上层官吏才可享用的
之后,与埃及多有接触的希腊人也了解到这种风味独特的发酵饮料,从埃及人那将啤酒带入了欧洲。古典时代,啤酒是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啤酒和葡萄酒发展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饮品;罗马帝国在欧洲衰落以后,啤酒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被接管欧洲的各民族所吸收,但这时候的啤酒被赋予了更多层面的意义。
众所周知,罗马人热衷于沐浴。对于罗马上流人士来说,热水澡、酒和宴会是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基督教徒并不这么认为。罗马时期的原始基督教信徒大多是中下层人士,出于对罗马帝国禁教政策和上流人士的批判,基督教视沐浴清洁为大敌,认为这是导致罗马人变得软弱的直接原因;真正的信徒,应该意志坚定地恪守清规戒律,安贫乐道。于是在罗马灭亡、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这种风气愈发扩大,欧洲各地……rue。现在知道香水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了吧?其实啤酒也是类似的道理。“肮脏的中世纪”这一说法绝非浪得虚名,当时欧洲各地的卫生情况属实堪忧,拉胯的排污系统和令人窒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规划,使得人们基本无法直接从聚落周边的河湖中取得直饮水——也不是没有,但水的质量好坏和城市环境优劣呈正比,要是居民一多,生产生活垃圾以及排泄物直接泼出窗外倒街上,然后海洋性气候的欧洲再时不时下个雨……真棒。
这种情况下,直接喝水是不可能的了;取而代之,人们开始酿造啤酒——道理也很简单,酿酒时必须先将水煮沸杀灭其中的微生物,相当于先消了一次毒;葡萄酒这玩意又贵,可遇而不可求,还是家家都能做的啤酒更亲民。中世纪时期,酿造啤酒一开始被视为只有女性才能胜任的工作(这一点倒是和苏美尔一脉相承),女性结婚后需要带一整套家伙事到新家;之后,男性也加入到啤酒酿造的工作中,啤酒生产也从家庭式小规模发展为出现专门的啤酒酿造工坊。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啤酒工艺可以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促成啤酒业欣欣向荣的最大功臣,其实是看起来和酒水饮料最沾不上边的修道院僧侣。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对酒有严厉的禁令,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圣经》从未明确提到禁止饮酒,虽然确实不提倡喝醉、认为喝醉会让人误事,但基督自己都曾干过酿酒的事(《约翰福音》),又说过“葡萄酒是我的血”(《马太福音》),信徒们喝一喝酒倒也无伤大雅(比如很多禁酒的教派会将圣餐中的葡萄酒换成无酒精的葡萄汁);另一方面,基督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包含为数众多的教派。每个教派对饮酒秉持的态度不尽相同,因此讨论禁酒问题还要结合所属教派的条律来分析。在当时人人皆饮啤酒、以酒代水的社会环境下,修院里的僧侣喝啤酒补充水分,也并不是多大的事。
卫生条件的限制仅仅只是修道院僧侣自酿啤酒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和啤酒的别称——“液体面包”有关。大约在6世纪时,以本笃会为代表的隐修派成为天主教内大流,这一教派主张修士绝色、绝财、绝意,以“祈祷不忘工作”为思想主张,要求修士断绝欲望、虔诚信仰、刻苦劳动。修士们靠着面包、奶酪和少许蔬果,倒也能过下去;但一旦到了长达40天的斋戒期(大斋节),修士们就顶不住了。这种情况下,修士们只能另想办法摄入养分,支撑自己度过漫长的斋戒;而能有的最好选择,就只有面包的衍生品——啤酒。
为此,本笃派修士们在修道院内建立起啤酒坊,将种植的大麦、小麦部分留作口粮,部分用于制作啤酒;在漫长的摸索和调整中,修道院的僧侣逐渐长于此道,成为专业的酿酒大师——上文提到的圣席德佳,就是一位精通酿酒的女修士。她在《自然奇妙百用之书》第一卷中,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啤酒花如何用于啤酒酿造:“……因为它(啤酒花)包含苦涩,所以投入那些易腐的饮料中,可以让其保存更持久……如果你坚持燕麦发酵不使用啤酒花,那你只能得到’古斯’(Gose,一种具有香菜气味的发酵酒,即咸芫荽啤酒)。在煮沸后应该添加大量火山灰,这样的啤酒可以清洁饮酒者的胃,让他的心更快乐”。
莱比锡的骄傲——咸芫荽啤酒“古斯”。这种自然发酵啤酒以其取水的河流为名,酒液呈稻草黄至琥珀色,兼具酸与咸两种口感,酒精度数较低,因为没有用啤酒花、而是用芫荽籽(香菜的果实)作为防腐香料,使得这种啤酒带有香菜的独特香气
一名修士正在将麦芽汁搅拌煮沸
三名享受啤酒的修士,爱德华·冯·格鲁茨纳作于1885年。格鲁茨纳一生创作了许多修士题材的画作,其中描绘最多的就是微胖的修士们愉悦地嘬饮啤酒的场面
在啤酒和经卷的陪伴下,本笃派的影响力愈加扩大,到9世纪时,本笃派成为欧洲天主教中的主流教派,本笃派修院也被视为欧洲的重要学术中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不少本笃派修士也逐渐忘却了曾经的清规戒律,开始追逐权财、涉入世俗;为重振曾经美好的风气,法国的克吕尼修道院在910年发起“克吕尼改革”,虽一度重整本笃派的态势,但到11世纪时也日趋世俗化。因此在1098年,一批追求纯净简朴修行生活的修士聚集到法国勃艮第附近的熙笃(Citeaux),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座修道院;1112年,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带着30名亲友投身于此,并毕生致力于弘扬熙笃修道院的教义,开创了名为熙笃会(Cistercians)的隐修教派,再一次在欧洲范围内重振了本笃派的虔诚教条。但是再狂热的信仰,总有一天终归还是会消退下去。到13世纪,本笃派和克吕尼派式微,熙笃会的信徒也逐渐不再重视本笃派的信条了。到15世纪时,就连熙笃会也如日落斜阳般不再受到重视。这时候,同样有一个修道院为重振纪律站了出来,就是位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特拉普修道院(La Trappe Abbey /La Grande Trappe,不是懂王,是特拉普);值得玩味的是,这个修道院并没能改变隐修派的局势,却意外地将他们的特产——修道院自酿啤酒,推广到了全世界。
1664年,一股“重振熙笃会”的风气风行于诺曼底地区,信奉并严格践行熙笃会信条的教徒组成了“严规熙笃隐修会”(Ordo Cisterciensis Strictioris Observantiae /the Order of Cistercians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简称OCSO);因为这场运动以特拉普修院为中心,因此这群信徒也被称为“特拉普派”(Trappist)。特拉普派追求更加严苛的隐修作风,拒绝接受群众捐赠,只靠自己双手进行耕种劳动换取生活所需;但与此同时,特拉普派对于啤酒的态度也更加宽容,允许修士们饮用自产材料自酿的啤酒作为斋戒期代餐。这一规定很快扩散到欧洲的特拉普派、甚至其他教派的修道院,各个修院都开始自酿啤酒以彰显其修行的决心。部分修道院还会将自酿啤酒作为招待贵宾的饮料,“修道院自酿啤酒”,尤其是“特拉普派自酿啤酒”(特拉普啤酒,Trappist),成为了一块啤酒界的金字招牌。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教士们成为革命者的眼中钉。1792年代表工商阶级的吉伦特派(Girondist)上台主政后,下令没收全国修道院的土地财产,特拉普修道院也不例外。受到战火和动荡局势的波及,特拉普修道院不得不迁往瑞士;但拿破仑在1798年对瑞士的攻势又让修士们流离失所,只能四处流浪寻找落脚之处,后来才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法国特拉普修道院。之后一个世纪中,欧洲各地的特拉普派成员基本稳定下来,在1892年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正式从熙笃会中独立、成为单独的教派。但是,1914年和1939年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全欧洲造成深重灾难,对各国的修道院更是带来灭顶之灾。战火让各地修道院损失惨重,许多修道院的啤酒配方也被毁坏,特拉普派引以为豪的自酿啤酒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此外,各种啤酒厂商也打着修道院的名号挂羊头卖狗肉,进一步打击了正宗修道院自酿啤酒的市场。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997年,出于防止特拉普派(Trappist)名头被滥用的目的,来自比利时(6家)、荷兰(1家)和德国(1家)的8家特拉普派修道院联合组建了国际特拉普会联盟(the International Trappist Association,简称ITA),制定具有严格入会要求的ITA章程,规定只有真正的特拉普派自制产品(啤酒、奶酪、面包、果酱等)才能打上“正宗特拉普产品”(AUTHENTIC TrapPIST PRODUCT)的标志;满足“正宗特拉普”要求的产品,必须在特拉普教派修道院内生产制造、必须由修道院内僧侣亲自生产、销售所得必须全部用于修院运营和社会慈善活动。
截止到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14座修道院具有生产销售特拉普啤酒的资格,其中6座分布于比利时、2座在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各有一座,被提及最多的则有11家(ATP标识认证的有效期限为五年,五年期满就要重新审核。英国的“Tynt Meadow”直到2018年才获得认证,法国的“Mont des Cats”和西班牙的“Cerveza Cardeña”则连修道院官网界面都找不到相关内容);由于ITA总部及审核标准都出自欧洲酒桶最多精酿啤酒最为风行的比利时,因此也有许多人认为只有比利时的6座修道院产出的啤酒,才是正宗修道院啤酒。
英国唯一的ITA认证修道院啤酒——“Tynt Meadow”
比利时罗什福特修道院生产的修道院啤酒。这个品牌国内俗称“罗斯福”,但实际上和美国的罗斯福家族没有任何关系;罗什福特生产6号、8号和10号三种精酿啤酒,口感随数字增大而逐渐浓厚,10号是香气和口感最浓重的一款,不知道的甚至以为是在喝药
提到修道院自酿啤酒,比利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有意思的是,空弦也与比利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利时和德国堪称欧洲啤酒双璧,二者被视为欧洲最好的啤酒发源地。前者以小众但品质卓越的精酿啤酒、尤其是修道院啤酒闻名,后者则被视为最早规定啤酒标准用料的国家,以大众化的优质啤酒吸引了无数的啤酒爱好者。不过说到喝酒,德国人还真不一定比得过比利时人:2011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比利时人均饮酒量约78公升,如果以330毫升易拉罐来计算,就是236罐——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比起比利时人对啤酒的狂热,还不算最为惊人的。比利时有接近1500种不同发酵方式、发酵程度、发酵原料的啤酒,全国共有500多家酿酒商和3万多个酒馆,是世界上啤酒种类最多、同时也是ITA认证修道院数量最多的国家;2016年,比利时啤酒及酿造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谓名至实归;
有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单就修道院和啤酒的关系来看,世界各地的修道院都可能有自酿啤酒的习惯,12家ITA认证修道院里也有位于英国(维多利亚)的,为什么就只说空弦和比利时有关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空弦所处修道院的名称——“兰登修道院”。“兰登”并不是随便乱取的一个称呼,在现实中确实有这么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英文名为“Landen”,正好就在比利时,坐落于比利时中部环绕首都布鲁塞尔的弗拉芒布拉邦省(Province of Flemish Brabant)。如果单就现在来看,这个下辖13个城镇、总人口不超过5万的自治市就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型城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城市,曾经是叱咤西欧的加洛林王朝(les Carolingiens /Carolingian Dynasty)的龙兴之地。
加洛林王朝的父系血脉为丕平家族(Pippinids),这个家族的建立者——丕平一世(Pepin I,580-640)就出生于兰登,他因此也被后世的人们称作“兰登·丕平”或“兰登的丕平”(Pepin of Landen);丕平一世两度担任墨洛温王朝宫相达近8年,通过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嫁入阿诺夫家族(Arnulfings),丕平一世成功将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当时墨洛温王朝疆域的东北部,涵盖今天的法国东部、德国西法兰克王国领地、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最具权势的两个家族绑在了一起,为后来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为作风端正、在贵族中颇有声望,丕平一世在1866年被列为殉教圣徒。他四个子女中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被追认为圣徒,剩下的那个儿子则担任了墨洛温王朝宫相;他参与联姻的女儿生下的孩子是丕平二世(Pepin II,635-714,即“赫斯塔尔的丕平”/Pepin of Herstal),丕平二世有个私生子,后来改革了采邑制、带着重装骑兵硬怼摩尔人,就是历史教科书的钉子户——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 /Charles "the Hammer",688-741);铁锤查理的儿子,是从伦巴第人手上夺得铁王冠、帮助教皇建立世俗权力的丕平三世(Pepin III,714-768,即“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丕平三世的儿子,就是被后世尊为“欧洲之父”的查理大帝(Charlemagne /Charles the Great,742-814,即俗称的“查理曼”、“查理曼大帝”)——在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中,加洛林王朝是一个从来都绕不过的坎。如果从这一角度看,在修道院啤酒之外,空弦所处的兰登修道院对“信仰”的坚守,可能还包含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但到底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涉及了多深,那就另当别论了。
仔细阅读空弦的档案就会发现,兰登修道院的处境其实和特拉普派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点的深层因素,其实都与清修主义的式微有或深或浅的关系。随着时代变迁,物质生活只会越加丰富,世俗的诱惑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强大;相较之下,诞生自古老年代的清规戒律确实没什么吸引力。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在拥有选择权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更加优越、安逸的环境,而不会选择投身于古老而艰苦的事业,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工作、成为条件艰苦而没有实际回报的卫道者。
站在哪种角度,这种选择都没有错。人在奉献自我、创造社会价值的时候,往往是出于“让社会条件变得更好”的初心,而不是为了让社会成员再继续停留在遥远的过往;在创造社会财富之后,人们有权去享受自己应得的快乐,没有必要只赚不花——不如说,这种工蚁式的行为,反而和虔心修行的宗教人士没有区别。既然本就生在世俗之中,那就以世俗的方式去实现自我,这才是一般人应有的生活态度;但是,普通人能单纯凭借这一点,就去嘲笑那些恪守戒律的隐修者不识时务、不懂享乐吗?恐怕无人有这个资格。“出世”和“入世”,本来就是一对没有对错之论的选择,二者也不可能真正彻底地断绝联系——就好像世俗者在烦恼时会借宗教寻求开导,从小在修院长大的空弦也会为了维护修院而加入罗德岛,能说哪个行为是错误的吗?不能,因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暂时的出世是为了让入世者更好入世,反之亦然;只要走好自己选定的道路,不偏不倚,那就没什么值得旁人指摘的——无论这条路是“信仰”、“拯救”,还是“出人头地”、“爬上顶点”,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站在这一前提下,再来审视信仰者的行为,或许能发现一些更为纯粹的东西。世俗者追求的,往往是具有实际效用的事物;而信仰者追寻的,甚至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见摸不着。以实用主义来衡量这些无形之物,基本只能败兴而归,但无形之物也有其独特的价值。“穷困潦倒却以求知悟道为乐,富贵之时则不忘通情知礼”,这和隐修者追求本心是暗通的;不因外物变迁而改变,这才是“信仰”,或者说,“意志”的特点。这种纯粹的东西,往往体现在信仰者的言行举止、劳动所得之间,只要坚信,就会存在——而“坚信”本身,就是对信仰的彰显。
参考文献:
《世界史 古代史编》,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世界上最好的啤酒,竟是僧侣酿造的?》,2017
《Male Child Deities of Ancient Egypt》,Jimmy Dunn,http://www.touregypt.net/featurestories/childgo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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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estershire monks brew UKs first Trappist beer》,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leicestershire-445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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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tmuseum.org
http://mistholme.com
https://www.beeradvocate.com
https://www.trappist.be/en